那一声细微的抽泣，像一根冰冷的针，瞬间刺破了现场微妙的平衡。
“我……我听到了！你们听到了吗？”林希的声音都变了调，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手心冰凉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，“就是哭声！我跟你们说，快走吧，这地方真不对劲！”
说实话，我的心跳也漏了一拍。那声音太真实，又太飘忽，配合着眼前这栋废弃大楼的景象，足以让任何无神论者的信念产生动摇。我下意识地看向那扇通往后山的破窗，风正从那里灌进来，吹动着走廊里堆积的旧报纸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“别自己吓自己，”李亭亭的声音异常冷静，她指了指窗外，“风吹过那些树林和山坳，会形成‘风哨’，听起来就像哭声或者口哨声，很正常。”她的话像一针镇定剂，让林希的恐慌稍稍平复了一些。
我附和道：“对，而且这楼里到处是破洞，空气对流，声音古怪点……也很正常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悄悄攥紧了拳头。
我是在安慰林希，也是在说服自己。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一层心魔——那个深埋在我记忆里的、哭泣的女孩背影。
奇怪的是，从始至终，曾天柱的表情都没有丝毫变化。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扇紧闭的教室大门，仿佛我们刚才的惊慌失重，都与他无关。他转过头，目光扫过我们三个，淡淡地说：“门锁着。”
他这句话，成功地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哭声，拉回到了眼前现实的阻碍上。我们此行的目的，是探寻真相，而不是在这里玩一惊一乍的鬼屋游戏。
“没错，”李亭亭立刻接话，她的思路永远那么清晰，“我们这样瞎闯也找不到什么。与其在这里疑神疑鬼，不如换个方式。张翼，你不是说那个传说是文革时期的事吗？只要是学校里发生的事故，县教育局的档案室里，多少应该会有些记录。”
她的提议让我们所有人眼前一亮。是啊，与其在时间的废墟里寻找鬼魂，不如去历史的故纸堆里寻找事实。
林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：“这个好，这个好！白天，人多，亮堂！我一百个同意！”
我们没再久留，迅速撤离了国基楼。重新回到阳光下时，我感觉自己像是从深水区浮上了水面，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。回头再看那栋老楼，它依旧沉默，但此刻在我眼中，它不再只是阴森，更添了几分难以言说的悲凉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直奔县教育局。李亭亭虽然只是市里事业单位的普通科员，但她做事有条不紊，凭借几通电话和她那张充满亲和力的脸，我们顺利地进入了那间通常不对外开放的档案室。
档案室和国基楼是两种不同的陈旧。这里没有腐烂的气息，只有干燥的纸张和墨水味。一排排顶天立地的铁皮柜，像沉默的士兵，守护着这座小城几十年的文教记忆。一位头发花白、戴着套袖的老档案员接待了我们，听完我们的来意——“为了写一篇关于母校历史的纪念文章”——他没多问，指了指角落里的几个柜子：“六七十年代的都在那边了，手脚轻点，纸比人老，都脆了。”
翻阅那些尘封的档案，如同在时间的河床下游考古。泛黄、发脆的纸张上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、工整又充满力量的印刷体汉字。
翻阅泛黄档案时，我从一个柜子角落发现一本硬壳旧书，书脊上的字已经模糊，翻开一看是密密麻麻的英文花体字和插画，似乎是校史，下面有一行小字。
“St. Dominic’s College Archives - 1898.”1
我把书递给李亭亭看，她仔细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看来传闻竟是真的……育实中学前身真的是所教会学校。”
我们像筛沙般，在无尽的会议纪要、学习报告和红头文件中寻找那一粒可能存在的金砂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枯燥和冗长几乎将耐心耗尽。
林希第一个放弃，躲到一旁用手机游戏对抗起沉闷。我和李亭亭、曾天柱则凭借一股执念支撑着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希望如同将尽的烛火。就在我即将放弃时，李亭亭突然“啊”地轻呼了一声。
我们立刻凑了过去。她指着一份装订在一起的《情况简报》中的一页。那是一份手写的文件，标题是《关于育实中学一学生在劳动中不幸身故的情况说明》。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找到了！
我们屏住呼吸，往下看去。文件内容极其简单，寥寥数语，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笔调写着：“一九七零年九月，我校学生某某某，在响应号召，参与后山劳动建设期间，因操作不当，被农具所伤，经抢救无效，不幸去世。此事定性为意外事故，望全体师生化悲痛为力量，继续投身于……”
最关键的名字部分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墨迹已经晕开，变成了一团混沌的墨渍，根本无法辨认。
“就这么点？”林希也凑过来看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，“连个名字都看不清，这不跟没找着一样吗？”
我却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。这份冰冷、刻板、甚至连逝者姓名都模糊不清的官方文件，远比任何绘声绘色的鬼故事，都更加令人不寒而栗。它像一块墓碑，上面却没有刻名字。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生命，就这样被几行官样文章轻易地抹去，最终在时间的侵蚀下，连一个代号都没能剩下。
李亭亭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她的脸色有些发白，轻轻合上了文件夹。
“看这个，”一直沉默的曾天柱用指关节敲了敲文件的落款处，“签发人，吴敬仁。我记得他，之前是学校的副校长，退休了以后就在学校里住着，帮忙管管图书馆。”
“你连这个都记得？”林希惊讶地看着他。
曾天柱没解释，只是看着我们。
“这没用，”李亭亭摇了摇头，“吴校长四五年前就去世了。”
线索似乎又断了。沮丧之际，那位老档案员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们身后，吓了我们一跳。他扶了扶老花镜，瞥了眼我们手里的文件，叹了口气：“你们是为那件事来的啊……”
我们都惊讶地看着他。
“我刚进单位的时候，就听老人们说过。可惜了，顶有文采的一个女娃。”他摇着头，“吴校长当年为这事，没少挨批评。他总觉得是学校没做好防暑工作，才害了那孩子。”
“老师傅，”我几乎扑过去，“您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“名字……我想想，”他眯着眼回忆了半天，“太久了，记不清了。不过，当年教那女孩语文的赵老师，应该还健在。赵文松老师，他后面调去了县一中，就住在老一中对面的教工套房里。他跟那女孩关系最好，那女孩作文写得好，赵老师可喜欢她了。出事后，他整个人都蔫了，好几年没缓过来。”
赵文松！
这个名字像一道光，瞬间照亮了我们眼前几乎要陷入黑暗的迷宫。
我们激动地向老档案员道了谢，几乎是跑着离开了档案室。真相，似乎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。
我们不再是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鬼魂，我们是在寻找一个被尘埃掩盖了半个多世纪的，真实存在过的姓名。
翻译为“圣多明我学院”。 ↩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