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曾天柱的故事讲完，那间尘封的储藏室里，只剩下我们四个人粗重的呼吸声。手电筒的光柱在布满灰尘的空气里微微晃动，照亮了我们每个人复杂而凝重的脸。
真相的重量，远比我想象的要沉。它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分享或遗忘的故事，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、需要有人去背负的责任。
“那……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林希率先打破了沉默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带着一丝茫然，“把这些东西……报告给学校？或者，写篇文章发到网上去？”
他的提议，在几秒钟前，或许也是我的第一反应。我们费了这么大劲找到真相，难道不应该让它重见天日吗？
李亭亭却摇了摇头，她的目光落在那些刻着英文名字的石板上，轻声说：“没用的。报告给学校，最好的结果，就是把这些东西搬到校史馆的某个角落，然后国基楼被更快地推平，这里的一切会被清理得干干净。写到网上，或许会火两天，引来一些记者和看热闹的人，然后呢？”
林希接过她的话：“然后，陈望舒的故事会变成一篇猎奇的公众号推文，标题可能是《震惊！百年名校尘封的少女血案！》，唉……”
“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？”李亭亭说。
她的话像一盆冷水，浇熄了我们心中那点天真的、想要“伸张正义”的火焰。是啊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任何沉重的历史，都有可能被消解成廉价的谈资。我们不希望陈望舒在她死后半个多世纪，还要再被消费一次。
“那怎么办？”林希的语气更加无力了，“难道我们就这么走了，把门锁上，假装没来过？天柱，你一个人背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难道要让你一个人再背下去？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再次投向了曾天柱。他已经完成了他的“交接”，现在，该由我们来做出“选择”了。
曾天柱扶了扶眼镜，他看着那只空荡荡的木箱，说：“我以前也想过，要把这一切都说出去。我甚至想过，要去联系陈望舒在外地的亲人。但后来，我放弃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，”他顿了顿，仿佛在回忆那位老石匠的语气，“他说，对死人最大的尊重，就是让他们安息。这些人，他们生前已经够苦了，死后，就别再让他们被拉出来，被不相干的人指指点点、评头论足了。”
我瞬间明白了。曾天柱和他爷爷的“守护”，不是为了隐藏，而是为了“保护”。他们保护的，是这些逝者最后的安宁和尊严。
“所以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我看着他，试图确认他的想法。
“我的意思是，让历史的归历史，让记忆的归记忆。”曾天柱看着我们，眼神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恳切，“我不是要你们替我背负什么。我只是希望，在我离开之后，我们这个小地方，除了我，还有人知道，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叫陈望舒的女孩，有过一群努力活下去的摊贩，有过一些把生命留在这里的老师和学生。知道，就够了。”
知道，就够了。
这五个字，像一声钟鸣，在我心里回荡。我们一路追寻，或许并不是为了改变什么，而仅仅是为了“知道”本身。知道那些被遗忘的，感受那些被压抑的，记住那些被抹去的。这本身，就是一种对抗遗忘的最有力的行动。
我站起身，走到那叠关于陈望舒的档案前。我没有碰它，只是伸出手，用指尖轻轻拂去了封面上积了半个世纪的灰尘。那是一个无声的动作，却代表了我的选择。
李亭亭见状，也默默地走到那些倾倒的石板前，和林希一起，费力地将其中一块刻着名字的石板扶正，让它靠墙立好。
我们的行动没有经过任何商量，却无比默契。我们没有拿走一张纸，没有搬动一块石头，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，完成了一场迟到的、微不足道的告别和致敬。
做完这一切，我们四个相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如释重负，和一种新的、共同的默契。
我们达成了一个无声的契约。
我们不会将这里的一切公之于众，但我们也绝不会将它遗忘。我们将成为这段历史新的“守夜人”，不是通过物理的看守，而是通过记忆的传承。当未来的某一天，有人再向我们问起国基楼的传说时，我们会告诉他们一个不一样的、更接近真实的故事。
“走吧。”我轻声说。
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，然后依次退了出去。曾天柱走在最后，他轻轻地将那扇沉重的木门合上。林希拿出铁丝，将那把被他剪断的锁，一圈一圈，仔细地重新缠好。他缠得很用力，仿佛要把我们和这个房间共同的秘密，永远地封存在里面。
当我们重新站在三楼的平台上时，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了变化。天边不再是漆黑一片，而是透出了一种深邃的、宝蓝色的光。城市还在沉睡，万籁俱寂，只有风声依旧。
我们没有再走那架令人心惊胆战的消防梯，而是顺着主楼梯，一层层地，光明正大地走了下去。仿佛在完成了这场心灵的洗礼后，我们不再需要像贼一样潜行。
当我们推开国基楼那扇虚掩的小门，重新踏入外界的空气时，东方的天际，正巧有一抹鱼肚白，刺破了厚重的云层。
新的一天，就要来了。
